十个白石洲，十个广告片 | 刘伟伟

作者：劉偉偉

2019年8月10日，刘伟伟组建了一个临时广告小组，试图进入深圳白石洲，拍摄十个广告片。这十个广告片，针对白石洲的具体现场，以联合制片的方式，来讨论城中村更新改造中，居民面临的普遍权益与代价问题。与此同时，刘伟伟试图检验，在一个紧张的语境下，这种临时成立的小组，在短期联合、现场行动，进而进行项目生产和问题批判的可能性。

深圳白石洲位于深南大道，紧邻世界之窗与深圳湾公园，由南北两个片区组成。白石洲片区，是深圳市密度最大的外来居民聚集地。片区的五个城中村，总面积约为0.6平方公里，共有出租屋2527栋+，50473间（套）+，商铺约2310家。片区总人口14万+，其中外来居民12.7万+，来深建设者约9万+（1）。白石洲是深圳众多城中村中改造规模最大的一个，被誉为“旧改航母”。据深圳市城管局的统计数据，深圳总共有1877个城中村居住单元，其中原特区内196个，原特区外1681个（2），约有1100万人（占深圳人口数的 52.9%）住在这些城中村。（3）

2019年6月份开始，深圳市规划国土委通过了半年之久，事关白石洲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居住在白石洲北区（更新区域）的居民和商铺，陆续收到清户清租通知，部分学生上学开始受影响。有的清退通知上这样写道：“2019年09月15日前，结清房屋租金、水、电灯费用，凭押金单收回租房押金后，清空搬离本楼”。9月17日，开发商在白石洲部分自建楼房入口处，贴上了“楼已清空，非请勿入”的黄色纸质警告。9月22日，某居民楼，曾发生过一起开发商误把租户大门焊死的事件，直接导致23日200多白石洲业主前往股份公司讨要说法。据官方数据显示，白石洲北区四村原有居住人口8.3万，自6月30日清租开始，人口持续减少。截至9月10日，合计减少28731人。（4）

深圳地铁1号线，白石洲站A出口，你可以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进入到沙河街。这是一条挤满楼群、租户、车辆和施工轰鸣声的街道。酷热的温度，融化着街上的租房广告和油腻夜宵，粘连在汗流浃背的行人身上。白石洲的危机四伏，是隐藏在日常生活里的。建筑师段鹏在这里，给我们讲了一个白石洲拉面馆马师傅的事情：他试图在店里以极端的方式，来争取自己面临被拆迁清理的公平赔偿。他从外省迁居而来，老家地已全无，在深圳的生活，都寄托在这个店里；而他的这个迁移经历，也是众多在白石洲做商铺的外来居民的缩影 。

此次白石洲旧改开始后，千余店铺直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常去吃饭的一家餐馆，甚至遭到了不良房东断水断电的威胁。在征得老板娘同意后，我们邀请她，参与了我们的一次拍摄活动。我们试图将马师傅的事，和她现正在遭遇的事情，放进整个白石洲旧改的这个语境里面去。今天这些已经迁居到深圳，有了店铺产业的人，一纸更新通告，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和损失？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早就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但是因为身份歧视或政策排斥，在涉及生存之地的争夺上，他们成了被驱赶的人，几乎也成了无路可退的人。那在城中村里，是城市化升级改造或资本圈地更重要，还是让这些居住在这里的人，有个地方能挣钱养家糊口更重要？我想这个答案不言自明。

在跟老板娘反复沟通之后，她只同意在这拍摄一部分内容。最终能拍的素材，也是一个妥协了的产物。但我们还是决定把“它”做出来，即使这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影像。白石洲这段时间以来，因为事件频发导致的紧张气氛，让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心有余悸。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联合拍摄过程中，遭遇到的不稳定与不信任。我们的镜头之外，有一个更为巨大的复杂的监控系统，也在注视着这里。我们寄希望影像能够透穿证据与情绪，但在他们基本的居住权和经营权，甚至生活的延续，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到底还要不要拍摄和制作？怎么去使用这些素材和影像？我们试图建立的问题，但往往如铁板上的抓痕，一次次在尝试中无功且焦虑。狼狈匆忙的拍摄后，老板娘继续聊自己的生存困境，我们几个人坐在旁边吃喝讨论。夜雨渐大，我忽然觉得这饭，越吃越不是滋味。

到白石洲之后，我们了解到，这里和其他的城中村一样，有着大量外地业主建的楼房住宅。所谓外地业主，是十几年前，甚至更早时间，迁移到深圳的外地居民，他们在这里经过打拼之后，自我出资或集资建房变成了的楼主房东。他们和本地居民一样，早已和深圳融为一体，不少业主仍然在街上经营店铺，或为自己的活路奔波着。但是开发商的一纸签约合同，一下子将本地人和非本地人区别开来，导致在城市更新的拆迁赔偿中，外地业主的利益直接受损。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此次旧改在“让这些非本地房东牺牲”，通知上的方案“带有严重歧视”。为此，这些外地业主们不断通过合理的方式，呼吁自己的合理诉求，要求开发商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拿出解决方案，早日解决问题。

8月22日，我们邀请了部分外地业主，在白石洲进行了一次拍摄活动。拍摄之前，我们找了几名外地业主，仔细研究了所面临的的拆迁赔偿差别问题。我们试图在拍摄现场，以简洁明快的论坛方式，展示直接的现实困境与合理诉求。这也方便后期外地业主们，对媒体或者不了解情况的业主，把视频当成快速直观的说明书使用。我们把收集来的他们自己拍的视频，也穿插进这个短片中。这些素材非常重要，它的证据性和现场性，直指了矛盾发生的后果。广告片最后结束的短语，是我们和外地业主，再次讨论的结果：城市更新，同住同权。同什么权？同的是财产权与居住权。这是外地业主长时间在这里生活和经营形成的事实权利。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城市更新，将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将会是赤裸裸的身份歧视与财产剥削。这里面也有看似复杂的土地问题。其实土地问题的实质是不难理解的，它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总得有人掌握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份利益，对于在这里谋生的人来说，都是必须要确认和争取的。

深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无数的外地居民，为这个城市的进步付出了血汗代价。但在一片经济腾飞的数据背后，很多人却得不到基础的生存与生活的保障。这些外地业主，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房屋，在冰冷的合同通知之下，用业主们的话来说，就是还要被“残酷剥削”。此次公布的赔偿方案，也成了他们眼中，“深圳旧改历史以来最差，最没可能实现的赔付方案”。为什么会这样？这种城市化中，用不同身份，设置门槛，区别对待的办法，触发甚至激化了新的矛盾，这难道是这个城市对待外来居民或业主的方式？我想，在事实权利面前，城市更新改造，不应该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居民，得到公平补偿与安置，这才是城市进步，应该有的立场和态度。

《眨眼的人》拍的是杨先生，他是住在白石洲的一位居民。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刚被辖区派出所约谈过，原因是他在为自己孩子上学的事情奔走呼吁。他愿意参与拍摄的事，但是不愿说话，或者说，因为一些限制，不能再出来讲话。我们进入白石洲之后，遇到最大的困难，不是说调查某某问题的困难，也不是说找不到居民合作，而是几乎没人愿意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出现。这让我们的拍摄异常尴尬和困难。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怕留下视频录像证据，遭到事后麻烦。2019年7月份以来，不断有有居民、艺术家，甚至围观白石洲旧改的人，被辖区派出所或其他管理部门约谈过。这直接给白石洲笼罩了一层恐惧的阴影。在城市更新中，出现了问题，以维稳的模式去遮蔽问题，以控制的手段去隔离个体，这恐怕是给高压锅上又加了几个盖。想来想去，我们还是想邀请他来参与我们一次拍摄。

上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时期，北越军队曾在监狱，关押过一批美军战俘。越共试图让这些战俘在镜头面前认罪，来进行战争宣传。他们中有些人被迫录下声明时，试图把自己的真实情况也传递出来。其中，一位美军指挥官在认罪的时候，用频繁眨眼，拼出了一串摩斯密码，来告知自己在监狱里惨遭折磨的状况。在这里，这位指挥官实际上翻转了录像的使用目的，公开传递了一个缺席的虐待事件。而此刻的白石洲，也正处在一个行动被监控的现场里。我们找到杨先生之后，试图重新排演这个历史上的信息传递事件：面对镜头，用眨眼的方式打摩斯密码。拍摄这个录像时，现场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压迫结构：这是一个审问和控制的情境；我们的镜头和角度，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方向的。刺眼的灯光，让杨先生在拍摄的时候眼睛甚至在流泪。而我们要求的反复重拍，也让我们跟杨先生之间的关系，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气息。这个录像和拍摄的状态，正是白石洲，或者更多的城中村改造中，一种难以呈现和捕捉的暴力对照时刻。

杨先生外省迁居而来，因为孩子上学的事情，自己已饱受困扰。一份租户影响调查问卷显示，白石洲1045个受访者中，家庭有孩子的超过九成，有六成受访者认为，受拆迁影响最大的是孩子上学问题（5）。那到底在此次白石洲旧改中，有多少孩子因为此事上学出现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作为政府单位和开发商，是如何回应和处理问题的？关于上学受影响孩子，教育局人员透露的数字是3541人，居民从街道办那边得知的是超过4000人，但至今没有一个公开的准确数据，显示受影响的孩子的具体数量。而在我们得到的最新一份政府信息公开里，南山区沙河街道办做出了这样回应：“ 白石洲旧改不涉及范围内学校拆迁，对现有学生学位没有影响。因此许多租户反映的小孩上学怎么办的问题，本质上是搬迁后学生上学路途变遥远的问题。” 这仅仅是“路途遥远”的事情？由于拆迁，父母们搬离白石洲，面临重新找房，甚至面临重新就业等问题，这种带来的生活与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对孩子上学来说，这比路途遥远更致命。还有，如果想选择就近的学校，将面临学校学位申请的问题，这个申请的难度不亚于重新选择一个城市上学。这也直接导致很多家长，计划将自己的孩子送回老家上学。这些情况和困境，恐怕不是一个“路途遥远”能解释过去的。

关于城市打工者子女上学问题，例如北京市近些年通过行政手段，多次拆除打工子弟学校的事件，早已引发了无数的社会讨论与争议。但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排斥下，这个问题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学校关停，学生分流或者学生返乡，甚至成了这些跟随父母迁移就读的学生，无法逃离的残酷流程。而根据教育部2018年教育统计数据，小学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1048万）首次超过了农村留守儿童（999万）。这么多人，这么多学生，集中在这几个大城市，他们的上学保障在哪里？这是一个基本的受教育权和社会公正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几亿流动人口的政治权利问题。再回到白石洲的广告片项目，在这个视频里，杨先生说了一个词语：失去。失去，这个可能是这段时间白石洲，最充满绝望情绪的一个词语。当改革和发展不能被大多数分享，当权利和保障之光不能普及最底层时，我想，这就是最撕裂的悲剧时代。

1、 商铺数据来源：《关于白石洲局部设计思维的研究分析》，社会调查，2019

其他数据来源，沙河街道办，南山区来深建设者服务中心门口公告，2015年

2、 数据来源：原文《深圳市综合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全市首批城中村综合管理和服务中心揭牌，深化城中村综合治理》，2018

3、 数据来源：链家2017年发布的《深圳租赁》白皮书，2017

4、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周刊报道，2019

5、 数据来源：财新报道：“显影 | 难说再见白石洲”2019

 八月白石洲的街头，最忙的应该是搬家公司的车跟人。我跟武老白开玩笑说，咱们应该他妈的弄个监控器，放在白石洲的几个出口，每天数一数有多少辆搬家的车从这里出入。据白石洲更新官微发布显示，截至到10月17日，白石洲北区四村居住人口，合计减少44110人。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是街上随处可见的，背着大包小包离开的人，卡在狭窄巷道的搬家车辆，还有那些遗弃在垃圾站附近的床垫、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我拍了很多在街上打扫这些遗弃物品的环卫工人，有时候听见他们苦笑着说，这什么什么还能用啊，怎么就丢了呢？骑三轮车的废品收购老板，就在此处就得了便宜，各种东西一层层的叠压在车上，生怕出不了事故一样。说起来轻松，想起来也历历在目，但这些场景里，难掩的绝望弥漫其中，如同立于握手楼檐下，压的人喘不过气起来。

他们要去哪？他们要住哪？他们将在哪继续生活？这些打工或者拖家带口的人，因为一纸旧改政策，几乎导致一半的面临短时间无业或失业。虽然也有人表示会在附近继续租住维持生活，但最终估计会有7万多人会离开城区，到关外，或者离开深圳（1）。我在网上查了一下2017年深圳规土委公示的白石洲项目草案，其中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只占住宅规划面积的0.04%。保障性住房是干什么的？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那谁是更需要保障性住房的人？更新完成后，买不起的住宅房价，高额的公寓租赁，少的几乎为零的保障性住房，这个规划方案和保障房面积的设定，到底有没有考虑作为白石洲主体的十几万外来租户和打工者？或者换句话说，这个方案根本就没有把这十几万租户当成深圳人来对待。光鲜亮丽的城市更新背后，是一个个为找房子付房租发愁的人，是一个个被隔离且寒心的家庭。

 城中村，是中国城乡关系的链接点和运转点。这里不光是一个半城市化的区域，也是低廉租房条件下，一个生产生活自救的区域。所以城中村，“更主要的还是在现有制度条件约束下，政府推动和提供城市廉租屋及流动人口生活便利的速度，落后于农民争取城市化利益的效率和能力”（2）的结果。从几十年前到今天，大量融入城市的外来居民，他们的居住权，始终没有得到基本的尊重与确认。而且在现有的土地管理制度下，他们还被政府设定为“有退路的人”，这种认定直接规避了城市对他们的福利责任。那他们到底能退到哪？全部返回家乡经营土地？这恐怕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退路幻觉。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住的问题，始终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和基础权利。

但时至今日，即使像白石洲这样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作为居住主体的外来居民，在这场社会运动式的城市化中，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话语权和参与权。如果城市更新的代价是外地居民大规模被迁移或者被隔离，那这意味着这个城市化只剩资本圈地与景观运动，它也意味着对外地居民的残酷驱赶和抛弃。在我的手机中，一直保存着一段拍摄于2017年11月22日的视频：在刺骨的寒风中，一队外地居民拖着大小行李，从北京某城郊村依次被迫离开。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场景在白石洲已再次发生。它是今天这些外地居民在城市遭遇的证据，也是生存与权利被剥夺的时刻。

 2019年9月14日16点50左右，白石洲沙河街道与上白石街岔路口，某居民楼发生了一次火灾，火势迅猛，从三楼一直烧到四楼。消防队在火灾后约6分钟到达现场，几分钟之内就把火势控制住了。此次事件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发生时，我在白石洲几个居民聊天群里，不断地看到他们自己围观拍摄的视频在群里推送。我从中下载保存了15段视频，时长在几秒到一两分钟之间。在白石洲期间，我们观看和收集了很多居民自己拍摄的短视频。我计划用这些短视频来制作一个广告片，但总觉得缺一个完整的观念和时刻，来完成这个录像。后来我跟郑宏彬说，要不我们重新使用西三电影制片厂《村民记者》的素材，来剪辑制作一个关于白石洲的广告片吧。因为在这里，2019年白石洲的问题，又遭遇2017年的白石洲。

2017年11月5日，西三电影制片厂和西三村民，共同在深圳白石洲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考察和拍摄。面对这个15万人不得不离开的城中村，77位西三村民和18位艺术工作者拍摄了2200余段视频资料。历时一个半月，最终完成这部时长1小时46分的纪录片《村民记者》。原纪录片，一方面呈现了这场艺术家和村民集体行动的筹备过程：招募、沟通、协调，以及在出发前一刻出现的意外状况；另一方面，影片展现了七个摄制小组在同一时间与不同路线上遭遇及面对的各种状况，并如何分头对白石洲进行了网格状的调研、考察与拍摄。（3）。这是一场行动的事件。重新翻看这些过往的素材，我们发现它为新问题出现，提供了预知的可能；以及未来如何联合行动，提供可参照的样本。2019年之后，新的村民记者，或许就在白石洲继续上演。

这也是一次对影像的重新回收使用。面对这些碎屑式的素材，我必须重新建立叙事和结构，来对应今天这个现场的现实情境。更多的白石洲居民，实际上是很难建立话语渠道的，一场外来或激进的事件，或许能激发在场者参与权利追问的自觉性。看似无所事事的拍摄者，和深陷困境的言说者之间，自有一种断裂式的链接可能。他们之间被组建起来，共同形成了关于白石洲的事件。随着旧改推进逐渐日常性，社会关注度下降，居民集体行动中断或不了了之，这些曾经被拍摄的视频资料，将以档案的方式继续存在。更激烈的现场，或许在今天无法展示，但谁也无法否定一个真实的问题存在。拍摄的人在事故现场，举起自己的手机，按下开始录制键，在证据即将消失的现场里，他们比谁都明白这些录像的重要性。

2019年7月9日14点，在白石洲沙河路，一名男子爬上楼顶准备跳楼。有人说他是一位旅馆老板，装修没多久被要求搬走；也有人说是一位学生家长，孩子求学无助赌气走上楼顶。这名男子在楼顶不久之后，就被民警和居民救了下来。有些在楼下围观的人，拍摄了他身体挂在楼顶外的录像。8月中旬，我们到达白石洲几天后，就开始找这个跳楼的人，想跟他聊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一无所获。找附近的旅馆老板，找这栋楼上的住户，请熟悉白石洲的人帮忙，找遍四周有可能的关系线索，我们也没有找到这个要跳楼的人。

有朋友开玩笑说，他是不是跳进虫洞里面去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白石洲自拆迁消息以来，相关媒体新闻不计其数，但在这些消费式报道里面，关于居民权益讨论的报道其实寥寥无几，更别说一个跳楼的人能引起什么关心。公众更愿意在一个温和安全的距离，以扭捏的姿态去观看白石洲，而不会对白石洲里面的事情，去真正抗议或较真些什么。管制社会下的媒体和舆论被恐惧稳定，有时候人人自危的不安感，逐渐逐渐隔离了传播和讨论。

8月25日，我第一次爬上这个跳楼地点。这是一个杂物遍地杂草丛生的楼顶。向西南望去，能看到白石洲地铁站，以及路口闪烁红蓝光的警亭。视线下移，更多的行人车辆在嘈杂地面上来来往往。跳楼位置，一圈铁丝围栏已经弯曲，这明显是一个人跨压在这里造成的。8月27日，我们找到一位合适的人员，重新站在了这个跳楼地点，完成了一次替代拍摄。一个可能轻生的人，带着复杂情绪站在楼顶，千丝万缕之间，是如今无法融入的城市和退不回乡村的困境。一定有那么几个时刻和节点，思绪波动让一开始准备的坚定，变得模糊起来，开始犹豫不决，开始为事后的事情感到焦虑。这些时刻为我们构建一个视线与情绪提供了缝隙。

《跳楼的人》这个“广告片”，也是一则寻人启事。我们试图将这个短片传播出去，希望这位当事人也能看到；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能联系到我们，我们将继续完成对这个事件的采访计划。这也是一个新建事件，寻找的过程远远比结果重要。即使最后找不到人，作为事件里的人，他的存在或缺席，在一个传播语境里去发酵的话，都将有可能出现具体的信息和更公共问题的链接。既然是“广告片”，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能给我们提供有效的信息，来共同调查一个“跳楼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经常听到某几个部门“联合执法”这个词。他们权力的联合，意味着对某种事件的彻底地控制和力量。那反过来说，一种来自底层自治的“联合调查”，这个对于一个不透明的社会来说，有时候意味着开始建立真相渠道，以及形成可以推进或发声的权利追问。

1、数据来源：白石洲拆除重建城市更新给租户影响问卷，2019

2、蓝宇蕴：论城中村改造的社会基础——以广州市城中村为例的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7,(02):55-60.

 3、“2017年......考察与拍摄”，文字介绍来自西三电影制片厂

（本完项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