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三电影制片厂：媒体失语的年代，用手机摄影为城中村村民赋权

作者：江雪

12月15日，深港双年展（全称“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在深圳南头古村开幕。在古村和公园之间的空地上，艺术家徐坦用木头、竹子、松树皮等搭起了一个简易篷子，起名“村雨工作站”。作为深双“艺术造城”板块的参展项目，“村雨”关注那些居住在珠三角城市边缘或郊区村落的艺术家们，与社区（例如城中村）共生的经验。其中第一个关注的就是西三电影制片厂。“西三”就是广州的城中村西三村。

“村雨”在15日下午开幕。当天，艺术家胡嘉珉在南头古村外那副巨大的“空椅子”油画，还没有被撤走。

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展示很特别，现场是“鸭饭放映会”。“西三厂厂民”、艺术家刘声煮了两只大肥鸭，现场做了100份鸭饭，給来看放映的艺术家和南头村村民吃，免费鸭饭吸引了很多村民，其中有10多个是闻讯赶来吃饭的保安。

“到村里来放映，我们不想来虚的，不如请大家吃饭。”郑宏彬说。他是西三电影制片厂的联合发起人。善做鸭饭的刘声和郑宏彬一样，他们都自称“厂民”。

现场放映了两部关于西三村日常的片子——《交往》和《一天》，都是住在西三村的艺术家拍摄的。也放映了西三电影制片厂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纪录片——《村民记者》。片子长1个小时40分钟，60%的画面是广州西三村的村民拍摄。今年11月15日，70多个村民，加上住在村里的10多个艺术家，从西三村跑到120公里之外的深圳白石洲，拍摄这个即将被拆迁的、住了15万人的深圳最大城中村。“第一次感受当记者！”参与拍摄的西三村村民阿峰，说起一个月前的那次拍摄，还很兴奋。

西三电影制片厂只是一个名目，参加深港双年展也在意料之外。“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和村民一起拍电影，实现了一种联合。”郑宏彬说。在他看来，以西三村命名的西三电影制片厂，其实就是一个西三村问题的影像加工厂。而西三村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每个城中村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本届深港双年展，以“城市共生”为主题，将展场移到城中村。内涵虽然丰富，却因形式的铺张、巨资的投入，以及展区所在的南头古村不少村民因艺术展而生活受到影响，遭到不少讥讽。艺术家张星就写了一篇《少一点审美，多一点伦理》的评论。在艺术与资本联合进驻城中村形成的景观中，“西三电影制片厂”和“村民记者”这样的项目，一方面“接地气”，一方面也有一点格格不入的味道。

1 艺术家进了西三村

西三村在广州番禺区的西北角，隔着江就是佛山的南海。2010年通车的东沙大桥，将村子劈成了两半 。 近50米高的大桥下，拆迁之后形成一片复杂的场域。桥上车流轰鸣，桥下，是大排档、停车场，拆了一半的房子以及各种建筑垃圾。村民背着菜在路边卖，巨大的芭蕉叶落满尘土，河涌的黑水日夜流着。卖“农家走地鸡”的板房门口，不知谁画上去的大公鸡喜气洋洋，比人的个头还高。80岁的梁伯在临时窝棚中开了“夕阳为民理发店”，堆积的木板上全是是梁伯的书法，写满“核心价值观”以及各种人生格言。

百度上西三村的资料还是2007年的。“它北邻广州，西与南海三山港一江之隔，区位优势十分显著，面积1.49平方公里，现有常住户546户，常住人口2046人，外来人口630人。”

这些外来人口里不包括后来住进村里的艺术家——他们是陆续在2013年后搬进来的。 高架桥下的城中村，交通便利，房租便宜，空间相对大，加之市井生活的气息浓郁，比起“士绅化”的城市楼盘，对年轻的艺术家们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在2016年闷热的夏天，郑宏彬住进了西三村。彼时他刚辞去了西安美术馆策展人的工作，来广州负责艺术项目“居民”的相关工作。“居民”是由艺术家满宇、刘伟伟和郑宏彬共同发起的项目，他们邀请了30多位艺术家，在珠三角一带做在地实践，从社会问题着手，更像是一个大的社会实践项目。如郑宏彬说的，“珠三角这地方人们似乎都生活得不错，但找个裂隙，你稍微往下看，就能看到很多东西。” 

“裂隙”无处不在。住在村里，就会直接遭遇很多问题。村里电线老化，隔三岔五停电，因为要为附近楼盘的供电让路。大夏天的晚上，人们热得睡不着，清早刚入睡，又被污水沟上圈养的鸡唤醒。住在村里的10多个艺术家，大多都参加了“居民项目”。在无法入睡的夜晚，喝了很多啤酒，唱了不少歌，也讨论了很多问题。

 27岁的武老白去拍摄了在网吧里被警察打死的少年。当时雷洋案的结果正在民间流传，来自律师的说法是官方赔偿了雷洋家属4000万。而在广州，这位死亡少年的父亲，奔波了一年多，却连儿子究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武老白在广州的“无人认领尸体网”上发现这个线索。他跟踪这位悲伤的父亲，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还请来律师，为案子做了一个模拟的开庭审判。

武老白也去了芳和小区，拍摄发生在这里的跳楼事件。这个小区住了很多低保户，几年来发生了10多起跳楼事件。武老白爬上顶楼，试图还原出一名死者跳楼前的视角。他事先在楼前的地面上铺了棉被，以接住从天而降的相机。 拍摄中，保安来了。他们被赶走了。

艺术家戴建勇则去了广东陆丰的乌坎。走过布满警惕目光的乌坎，他安全回来，并形成纪录作品——“我看过的最好的华光庙在乌坎”。艺术的某种语焉不详，将乌坎这个“敏感词”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试着去打破抗争的困局。

刘卓泉去拍了深圳的女工公墓，基督徒姚志燕去拍摄了深圳侨城教堂两次被迫拆迁、无奈在城市中移动的过程……

这是没有记者的年代。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以来，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处境每况愈下。几年里，越来越多的调查记者离开，越来越多的媒体再也没有了去和“禁令”一搏高低的冲动。媒体上很难看到关于真实社会状况的报道。

“居民”项目的每一个题目，在过往媒体的“黄金时代”，都可以说是一个好的深度报道题材。但在2017年的4月，已没有媒体有兴趣来报道艺术家们挖掘出的这些事实。

“居民”展览最终在深圳华侨城的大商场“欢乐海岸”开幕，有32位艺术家带着“作品”参加。但在展览进行到20多天时，宣传部门下了禁令，“居民”匆匆关闭。

统筹“居民”项目时，郑宏彬就住在西三村，天天和艺术家们打交道，也对珠三角的社会有了更多了解。做完“居民”，他和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们一样，都觉得“劲儿没过”，应该继续做点啥。

2 争夺话语权

2017年春节后，艺术家刘声返回了西三村，让大家看他在老家拍摄的东西。大家都觉得不错。一起喝酒的时候，郑宏彬问刘声： “你既然可以在老家做，为什么不能在西三做？在这个时代，西三村也需要构建话语啊。我们要争夺名字，争夺话语。”就这样，大伙儿聊到了做一个“西三电影制片厂”。

郑宏彬说，本来一开始想做个西三电影节的。但大家都讨厌这种“乡建”的话语，总觉得有民俗和消费的意味在里面，忽略掉了村庄自己的主体性，以及人的需要。“ 我们其实就是打算做点村民可以理解、并且可以一起参与的事情。”

就这样， “西三电影制片厂”开张了，设了一个微信公号，大家就分头去拍片子。没有一分钱资金，一开始就定位为全部手机拍摄，因为这样最简单快捷，成本也最小。

“如果有资金，那西三电影制片厂做的事情，也就不一定和西三村有关系了。”郑宏彬说。这也是西三厂12位“厂民”的共识。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定位，一开始就很清楚，“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就是西三村问题的影像加工厂。每部片子必须有一个问题在内。”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始终对资本和权力对艺术的干预，抱着深刻的警觉。

大家劲头很大，很快就拍出了好几部片子。拍摄的对象，就是西三村。 有街头收破烂的老人；期待着有一天能“成功”的打工青年；喻旭东拍摄了村头理发店的梁伯。谢剑波去拍了大排档的巢老板。年轻的姑娘黎燕明则去拍了半夜发生的打架事件……刘声去拍了从村里穿过的河涌，水永远是肮脏的黑绿，广州城里的生活垃圾从四面排放进河里，久积成肥。 端午节，村里还保留着划龙舟去别的村子走亲戚的风俗，只是如今河道越来越窄，水也太脏，龙舟不能埋到河里，只能埋进江里。每一年的端午，龙舟被从江里翻出来。蔡所去江边拍摄，看龙舟的神座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一点点翻出水面……会作曲弹吉他的蔡所，为西三村写了好几首歌，有《菜农》、《巢老板》等。另一位艺术家周磊写了一首《水流柴》，用粤语唱着：

        西三村 口既 细路落河涌

        捞起咗鱼和虾

        端午节里龙舟出了水  敲起咗鼓震天

        自从村里进驻了工业区

        废水便流进了自家 口既 田

        房子啊越来越多  河道啊越来越窄

        水变黑  鱼已绝  西三的龙舟埋大海

歌写了不少，他们打算组成一个西三歌队，教村民唱属于自己村庄的歌。不管是歌曲，还是电影，内容指向只有一个，就是“问题。” 虽然现在只有主唱兼吉他手蔡所和鼓手刘浩，但不影响他们打算去成为一支唱“真实声音”的乐队。

另一位艺术家彭文彪来了，说，你们拍这么多问题，可一个都解决不了，不如我派个女侠去西三村……在他拍摄的影片中，他真的请了一个戴着黑斗笠，穿着黑袍子的“女侠”来。女侠在村头喝了一口江边的水，直接“中毒”，在建筑垃圾、废弃的机器、残存的果园里，想解决西三村问题的女侠，陷入找不到敌人的困境……

走过村庄的女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很像现实生活中艺术家们所遭遇的。“艺术很无力。做什么事都很无力。”西三电影制片厂拍了10多个片子了，这些无力感仍然困扰着郑宏彬。

3 “让艺术成为媒体”

2010年，郑宏彬从广州美院的美术史专业毕业。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广州一个叫“黄边站”的艺术机构里头，当时大家对这个事情讨论了很长时间。

他一直记得艺术家艾未未的一次媒体访谈。那是2010年前后，艾未未一直在做汶川地震死难小学生的调查。当别人问艾未未，你做的东西还是艺术吗，艾未未反问：艺术重要吗？没有艺术又怎样？而当被问及媒体被禁止报道时，他说了句：我不管那么多，我们自己就是媒体呀。没有媒体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搞？

这些很深地影响到郑宏彬对艺术的认知，也影响到他在“居民”、“西三电影制片厂”之后，又去做“村民记者”，并在珠三角的艺术家们中，不断发起“当艺术成为媒体”的讨论。

“在公民抗争中，媒体一直是很重要的，媒体必须在场。而当艺术参与行动，也必须要传播。”这是郑宏彬所期望的。

而他看到的是，“艺术一直没有这样做。艺术仿佛一直是被娇生惯养着，艺术家做好一个东西，然后放进美术馆里。艺术很少真正参与到当下真实的生活中来，成为一种行动，更别说自身也成为媒体了。”

他认为，在当下的语境里，艺术不仅要去行动，本身也应该成为媒体。艺术家需要进入社会现场，记录，表达，并且创造性地撕开口子，把边缘的声音放出去。

从 2017年3月开始启动，到了10月，西三电影制片厂的12位艺术家“厂民”已推出了29部关于西三村的小电影。村民们也渐渐注意到了艺术家在做的事情。公号的700多位粉丝，大部分都是村民了。时不时地，有村民来找艺术家们，“反映问题”，大约是把他们真当作媒体了。

10月里，当深圳的圈子艺术中心邀请西三电影制片厂来做一个展览时，郑宏彬的第一反应是：很多东西，如果离开西三村，就没有什么用了。后来另一位艺术家刘伟伟提醒他：为什么不把村民们连接起来，真正一起去做一件事？大伙儿一起商量，想到了带领村民们去拍摄深圳的白石洲。

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几乎所有初到深圳来打拼的人，都有落脚白石洲的经历。 这个面积只有0.6平方公里的村子，如今生活着15万人。早在2005年，深圳就传出要拆迁白石洲，但一直延宕到2017年6月，消息传来，白石洲真的要开始拆迁了。

白石洲有着热火朝天的生活气息，也遍布物美价廉的美食馆子。如今，这15万人栖居的地方，眼看着就要不存在了。郑宏彬设想，当西三村村民来拍摄白石洲时，会否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想象？

“村民记者”开始行动了。西三村里，大排档的巢老板，还有包工头老郑，成了艺术家和村民之间的联络人。网上报名加上线下招募，很快，就有70多位村民愿意参加。

11月15日这天，两辆大轿子车，拉着将近100个人出发了。等车的间隙，蔡所給西三村的大妈们唱自己为西三村写的村歌。他有着女生般的柔和笑容，歌唱的很好听，大妈们跟着音乐手舞足蹈。

村民记者们浩浩荡荡涌进入了白石洲。他们兵分六路，去采访拍摄。大家人手一个手机，姿势几乎都一样，走到哪里拍哪里。 纹身店的老板对这群陌生的访客说着他的发财梦，服装店的老妈妈抱怨着，在这儿干了10多年了，就要干不下去了。盲人按摩院的盲人师傅，平静地給郑宏彬讲述着自己的按摩店被强拆的遭遇，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会这样做事？”

村民们听着，看着，拍着 。这些拍摄，总共有2000多个片段。回来后，郑宏彬请青年艺术家沈修远与李翔伟剪辑出了一个1小时40分的片子，就叫《村民记者》。

12月16日晚上，深港双年展开幕的第二天，《村民记者》在深圳圈子艺术中心正式放映。影片的最后，出现在整个屏幕上的，是将近100个名字，包括每一个去白石洲拍摄的村民，阿峰的名字也在上面。

“这是一种行动……电影只是一个关于西三村的实践行动管道，我们希望用手机摄像这个真实便捷的低技术手段，重新夺回属于一个村庄的话语权力，实践一种通道，联合村民发声。”在圈子艺术中心同时举办的“联合制片”展览前言里，郑宏彬写到。29部关于西三村的小电影在展厅里循环播放，宣传资料被有意做成遍地可见的黄色广告贴，看起来很不“艺术”，很“低端”。

“艺术有那么重要吗？在今天这个时代？”郑宏彬皱起眉头说。他认为，在今天，艺术应该更多的地去干预到社会事件中来。

不久前的12月，他在台湾分享艺术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题目就叫《社会事案：艺术行动的前线》。今年5月，他在北京为艺术家刘伟伟策展。刘伟伟在最近一年间始终在关注维权律师的遭遇，他拍了一部关于唐荆陵律师的妻子汪艳芳的片子。这个片子本来将在北京798的某个展厅放映，但展览在开幕前被叫停。

“艺术家们在今天，拿起手机，去面对一个个社会的现场，这才是他们应该去做的事。重要的是在此时此刻，打开摄影机。记录最重要。”刘伟伟说。这句话或许一不留神说出了今天艺术实践的部分要义。